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就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体系，这就是荆楚文化，也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雏形。
《诗·小雅·采芑》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诗经》中说尔等蛮夷小楚，竟敢与我泱泱大国为敌？一句话将中原诸侯国对楚国的蔑视揭露无遗。《史记·楚世家》：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楚国国君熊渠也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你不是说我是蛮夷嘛，我就蛮给你看，我就耍无赖，你们能把我咋样？这样的话，让中原诸侯们大为惊诧，也就留下了“楚蛮子”形象。
楚王两次都说自己是“蛮夷也”，中原诸国也称呼楚国为“蛮荆”，充分体现了楚人楚地的荆楚文化与当时的华夏正朔文化——中原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楚国由于其地理所在的局限性，无法与夏商朝代产生直接联系，所以楚国只能将自己立国的正统性向前追溯到传说中的祝融，乃至更早的人类始祖之一的颛顼，不仅否认了周朝，甚至同为中原文化的夏朝和商朝的正统也被否定掉了，以此来确定自己与中原王朝的并立的情况，来确立自己独特的正统性。
屈原就说了，咱们楚人是高阳氏（也就是颛顼）的后人（帝高阳之苗裔）。颛顼的后代吴回，担任当时的火正，也就是夏官，被赐为祝融氏，也就是炎帝的火师，自己的祖宗比中原诸侯国们的祖宗一点都不差，也是炎黄子孙的直系后人。
据记载，楚人的直系先祖季连就是颛顼的后代吴回的亲孙子，也属于祝融部落的一部分，是正宗的中原人。后来，因为中原战火连天，变得太危险，祝融部落的一部分不得不举族南迁，从中原大地辗转迁徙近千里才到达如今的荆楚大地的。
于是楚王决定不经过周天子的册封，而自称为王，并将楚国先祖分别追尊为文王、武王，以抗衡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至尊霸主地位，自视自己为与中原国家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大国，这也说明楚国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与众不同。
还有荆楚文化集大成者就是屈原和以他的诗歌为主的《楚辞》。（贾谊虽然也是荆楚文化的代表，但他毕竟是中原人，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楚人）
而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就是《诗经》与《楚辞》。
如果说《诗经》代表的是华夏北方地区的文化，那么《楚辞》代表的就是华夏南方地区的文化。
这更一步说明了荆楚文化的确与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而荆楚文化的继承者湖湘文化的形成却是由宋代周敦颐开始的，经过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代代相承，最后在明末的王船山身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套以心忧天下、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包容开放、实事求是和那种执拗的犟脾气等等好的坏的精神内涵的思想文化体系，影响了荆楚大地世世代代的湖湘人，培养出了曾国藩、左宗棠、魏源、郭嵩焘、谭嗣同、蔡锷等等一系列的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咋一看，从屈原到周敦颐，从战国时代到宋朝，中间上千年断层了，但是真实情况如何呢？
其实湖湘文化从未断过层，只不过有阶段性的高峰期，而高峰期的代表人物之间相差千年而已。
屈原是楚辞的主要创作人，而他的作品比如《离骚》《九歌》《天问》等都是吸收荆楚文化中独特的神话巫风创作而成的。
周敦颐是儒家道学宗主、理学开山祖师。他不仅是荆楚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湖湘文化的开创者，更是湘学的奠基人。
屈原是文学的祖师爷，周敦颐是理学的祖师爷，这两位虽然相差千年之久，却都是荆楚大地出生、成长的杰出代表，他们之间有着一种血脉的传承而引发的文化传承的密切关系。
这个就要从楚辞这种独特风格和韵味的诗歌说起。
屈原、宋玉之后，楚辞这种荆楚文化中的代表性文化一直都在流行，甚至比北方正统的诗经流传更广。
最典型的就是汉赋，现在学术界公认汉赋就是根据楚辞改造而来的一种文体。
这个论点在古代就有，比如著名学者刘勰、宋祁、章学诚、刘熙载都认为汉赋来源于楚辞。
汉朝开国国君刘邦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大多数都是楚人，而且根据汉朝立国法统的重要来源就是张楚法统（楚人农民军首领陈胜建立的政权）和楚怀王法统。
张楚法统将自己从芒砀山流亡农民集团转变成体制内的沛县政权，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地；然后根据楚怀王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从而成为汉王，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
可以说汉朝继承的是楚国的法统，汉朝自然而然有着浓重的荆楚文化。
刘邦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的荆楚文化十分重视，也有意识的宣传它，特别是诗歌上的体现。
《汉书·礼乐志》也记载：“高祖乐楚声。”比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句式、节奏、文辞上都有明显的楚辞文风特色。
再比如项羽的《垓下歌》：“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也带有典型的楚辞文风。
当然这和刘邦和项羽都是楚人有很大的关系。
太史公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屈原不屈、反抗、批判的精神，将屈原从一个模糊的形象变成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具体的精神榜样。
屈原发愤抒情，乃赋《离骚》，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下了《悲士不遇赋》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从这个方面上看，司马迁也得到《离骚》的精髓，也属于荆楚文化的粉丝。
而汉朝另外一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离骚序》中这样认为《离骚》“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其实班固对屈原有很深的偏见，但是就算有很深的偏见依然对屈原抱有很大的敬意。比如他评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沈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对屈原的一些高尚的品行进行了高度评价，特别是眷恋君主怀不能己的纳忠之心表示十分的赞赏。
而《楚辞章句》更是将荆楚文化的重要载体——《楚辞》广泛普及，尤其是以屈原精神在汉代人中的传播，使屈原的爱国情怀变成一种汉朝独特的家国文化情怀的精神内涵，这扩大了荆楚文化的思想内涵，也将屈原的形象升华为殉国者，成为中国君子气节的精神符号，深深地嵌入于汉代及后世文人的潜意识之中。
汉朝以骚体赋为代表的各种辞赋创作极其出名，所谓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属于中华文化上的璀璨明珠。比如汉赋中《吊屈原赋》、《哀时命》、《九叹》等都和屈原那种遗世独立、举世独醒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
而其他的汉赋比如《洛神赋》、《长门赋》、《归田赋》、《酒德颂》、《秋兴赋》、《恨赋》等等都是传世名篇。
可以说整个汉代乃至于魏晋时期都深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影响巨大且深远。
到了东晋时期，衣冠南渡，荆楚文化更是大受欢迎，骚体赋再一次复兴，当时最权威的经典《昭明太子文选》里面大篇幅的记录和介绍了骚体赋，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对赋都是十分喜爱，这种对于赋的爱好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才逐渐被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所抵制。
但是就算到了宋朝，赋文依然是社会上主体文章之一，比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等。
以《楚辞》为代表的荆楚文化已经与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开始为下一次的文化高峰做好准备。
虽然此时的荆楚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文学方面，思想精神方面主要是屈原的爱国精神和忠君思想。
然后到了周敦颐，荆楚文化已经积极吸取融合了很多中原文化，形成了独特又不脱离中华文化的湖湘文化，开始从思想和精神上影响整个中华民族。
所以，屈原到周敦颐之间，湖湘文化一直没有断层，其他人比如贾谊、班固、杨雄甚至陶渊明都对湖湘文化有所继承，只不过他们不算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