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暗红格子衬衫，灰色羊毛围巾，李欧梵戴上眼镜，在杭州晓风书屋的新书柜台前默默看了好久，挑走了一本汪曾祺的《梦见沈从文》，交给一旁的太太去付钱。
4年前的钱报读书会，我见到的李欧梵先生，潇洒，爱书，爱玩，爱太太。
欧梵——希腊神话中音乐之神的名字，但少年时，他却选择在哈佛大学读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文学，此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五十多年。
对喜欢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李欧梵的书是我们读完小说后必须要充的电，是很多人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启蒙之书。在文化研究上，《上海摩登》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他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耳目一新。
用白先勇的话来说，李欧梵“是我们这一辈学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的佼佼者。”
李欧梵被学界认为是继夏济安、夏志清之后，海外研究现代文学的的第二代华人学者。你经常会在文章里看到，他自喻为“狐狸型”学者，因为在学术上常常“喜新厌旧”“东摸西碰”。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
李欧梵的著作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你会发现，“现代性”，依然是这位今年已81岁的学者贯穿始终的底色。
若干年前，王德威为李欧梵编过一本《现代性的追求》，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从此以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勾连，成为论说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
后来，季进为李欧梵编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试图呈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不同面向。这次，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性的想象——从晚清到当下》，他再次为李欧梵选编文选，编入了近年新作及少量旧作，收录了他关于晚清翻译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纾翻译哈葛德和司各德小说；重探郁达夫的小说等。“仍然不避重复，冠以《现代性的想象》之名，实在是想彰显李欧梵一以贯之的‘现代性’的内在理路和复杂意涵。”
关于“现代性”，从郁达夫引用西方文学说起
20世纪70年代末，李欧梵为《剑桥中国史》撰写关于“现代文学”的内容，提出“追求现代性”的观念。这一概念，原本用来指涉年以来直至年中国文坛的总体取向，考察一个世代中，文人知识分子如何介入历史和现实。这本书的编者季进认为，李欧梵所说的“现代性”的内涵，远比今天我们所玩弄的各色“现代”理论，以及经此表现出来的对技巧或立意“新潮”“前卫”的迷恋，来得深沉。
他认为，“现代”和“现实”这两个词，在中文语境里，似乎包含着一丝对立的意味，但两者其实紧密牵连。“我们今天习惯于为‘现代性’加上种种前缀和修辞，如‘性别’‘翻译’‘另类’等等，以表明其多变的面向，可是殊不知，我们视为陈旧的‘现实主义’或曰‘写实主义’，才是李欧梵发展他‘现代观’的重要资源。”
李欧梵：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学术名词，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名词，甚至文学上的“现代文学”（modernism）一词也是后人提出的。也就是说，这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据我了解，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FredricJameson）教授来北京大学做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
郁达夫的《沉沦》可能是除了鲁迅《呐喊》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短篇小说集。据我所知，大部分研究郁达夫的学者，只研究这本小说集中的《沉沦》一篇小说，认为它是郁达夫的代表作，却没有注意这本小说集中的其他两篇小说：《南迁》和《银灰色的死》。
《南迁》的文本中包含了大量的其他西方文学的引用，甚至还有不少德文，包括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的一首诗歌。这里就牵涉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作家创作小说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创作灵感、生活经验与对外在人物和世界的观察外，亦可能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汲取不少材料；换句话说，作家挪用别人的书，变成自己的书，把其他的文本放进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算抄袭，而是一种移植和引用，在音乐作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尚不算常见。
因此我愿意从这个引用的观点，重读郁达夫的《南迁》。我用的研究方法，勉强可称作“文本交易”（textualtransaction），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吸收西学的一个现象。
郁达夫从西洋文学中求得创作形式上的灵感和资源，在当时的“新学”（晚清）和“新文化”（五四）的潮流中来看，是一种现代价值观的表现，但不产生西方文论中所谓的“影响的焦虑”问题。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国学的底子甚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反对与否，都视为“天经地义”，是一种“giventradition”。然而他们并没有积极地为中国传统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也是意识形态上新旧价值对立、舍旧取新的结果。然而西方文学—无论古今—却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主要来源，每位作家都要积极汲取，郁达夫更不例外。
然而，在文学创作形式上如何汲取西方文学的潮流和模式，却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事。
鲁迅从欧洲作家创作中悟到小说叙事和如何运用叙事者角色的技巧，而郁达夫则从散文的自由结构和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创造出一种个人的形象和视野，我在拙作中称为“visionsoftheself”。
“引用”（quoting）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故意的卖弄或有限度的抄袭，但一旦把其他文本引用到创作的文本之后，必会产生艺术上的“化学作用”。
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quotation）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之作为榜样。然而我认为郁达夫除此之外，尚进一步，把自己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既“引证”又注入他自己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中。上面所举的《南迁》和《银灰色的死》即是两例，而《沉沦》中，反而只是引经据典而已。更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三篇小说中郁达夫汲取了德国浪漫主义的精髓部分（歌德），并辅之以英国的浪漫诗歌（华兹华斯和道生），这与郭沫若和徐志摩的引用西方文学不尽相同。它为郁达夫的早期小说织造了一个个人融入大自然美景的抒情境界，他又将这种境界与西方文学中的世纪末和颓废美学及意识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但是否成功则另当别论。
少数人喜欢我的东西就够了，老婆说我漂亮就够了
李欧梵并不是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
他看电影、听音乐，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他在学校教卡夫卡时，直接用日本动漫《风之谷》当作“道具”。
李欧梵：我老婆叫我书虫，一天到晚看书的人可能会很闷，但我希望讨好我的老婆，自己不要太闷，就把书里比较俏皮的东西潜移默化放到脑子里，我开始幽默起来了。我以前是个非常严肃的学者，为人师表总要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嘛。
我想，永远让自己保持求学的心态，让我保持年轻。我曾经开过一门课叫“历史和回忆”，我把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的经历，重新看了一遍，这是一个悲凉的题目，但看了书之后，充满了敬仰。他们这么年轻，每天跑警报，穿得非常破。比如，金岳霖老先生30万言的哲学著作不见了，那就再写，我很佩服，这些人永远年轻。
至于我，看起来年轻，那是我老婆的功劳，她每天叫我在家里做柔软体操，保持自己的活力。另外就是兴趣，对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兴趣，我不承认我老，只能承认我70多岁（年）。至于漂亮不漂亮，跟我没关系，姜越老越辣嘛，老婆说我漂亮就行了。我老婆今天早上还说我长得蛮漂亮的，这就够了。
我开过一门课：现代文学经典，就是必看的书，比如《堂吉诃德》。今年是汤显祖、塞万提斯逝世周年，但这本书我没有读过，于是，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了英文版，参照杨绛的翻译。我看书，似乎在重新审视少年、中年成长所读过的东西，是个反省梳理。
《堂吉诃德》之后，我又教大家读《红楼梦》。我发现《红楼梦》前面煞费周章讲石头，而《堂吉诃德》之前那一大堆序言，也是煞费周章，故意提出一个人物，全是虚构的，但又说得特别实在，放在一个历史的境遇里，它和《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这样一个商业社会，我怎么在读《堂吉诃德》呢？
有一次讲座，有位先生问：李教授，你是不是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
我故意讲人文，讲文学的重要，他们就觉得我是堂吉诃德，意思是你的价值观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已经过时了。但我跟他说，你觉得我是香港的唐吉可德，我当之有愧，但我很荣幸。
在香港，我写的东西都是逆水而行的，跟香港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没想到香港也有小部分读者喜欢。所以我发现自己变成了非主流，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义。
我没有孤独感，我跟老婆结婚婚姻非常幸福（笑）。我是一个属于小众的人物，少数人喜欢我的东西就够了。比如，我和几个年轻的朋友组织了一个马勒俱乐部。后来，我觉得马勒不够，干脆再加两个人，像BMW一样——B，是布鲁克勒，M是马勒，W是瓦格纳，BMW俱乐部，跟汽车没有关系，但我用这个办法来讽刺香港对于物质文明的追求，我故意追求冷门的东西，就我们几个人听，这可能也是我保持年轻的原因吧：安世。
惊叹于杭州人对读书的热情，他眼中的古典文学经典书目
那年钱报读书会，李欧梵一直惊叹于杭州人对于读书的热情。“我一直说自己是个小众人物，在香港，没有杭州这样的书店和读书会，如果电影明星的新书会，肯定挤破头，我的新书发表，最多小猫两三只，坐一半就不错了。在杭州，算是太大众了。”
我曾经请他列过书单——
李欧梵：麦家写的两本小说《暗算》和《解密》我都看过，独一无二，没有人这么写过。莫言、阎连科就是主流，但麦家创作的是中国小众之小众的世界，是需要你动脑筋的，看着并不轻松。
金宇澄的《繁花》，我还没看完，看得很慢，因为这个小说一半是上海话，我不敢随便看，我有个奇怪的脾气，跟作者认得之后，我就不敢写关于他的文章了。
黄子平是我很敬重的一位，他写的文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张爱玲最经典的文章，我认为是他写的《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
陈寅恪那一代之后，就没有大师了，现在还有谁可以写出《柳如是别传》，我三辈子也写不出来。他在最艰苦的时候写出来了，在岭南，写到眼睛都瞎了。
我受夏济安的影响，比较重视一些大家不太重视的中国古典作品，比如《西游补》，这是夏济安提出来的，算是西游记的续集。
《金瓶梅》很了不起，《红楼梦》自然没得讲了，我也非常喜欢《聊斋志异》。我最近要出一本小书，讲大学一年级教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书目，我专挑了我喜欢的，比如《项羽本纪》，还有最喜欢的作家苏东坡的《赤壁赋》。儒家传统中，孔孟我都没选，而选了韩愈的《原道》，然后是“三言”里的《珍珠衫》（注：全名《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讲的是男女关系，我特别喜欢这个小说。再加一个《老残游记》。最后，选了鲁迅，鲁迅是对整个中国传统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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