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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
岁末年初，由著名书法篆刻大师韩天衡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精心策划的“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正式亮相上海韩天衡美术馆。此次展览首次以中国印章发展历史为主线，汇集了印章、印谱、印材等涉及中国印章艺术不同方面的展品。这些展品以上海韩天衡美术馆的馆藏为基础，同时向西泠印社、河南印社以及海内外藏家广泛借展，总计件（套），其中70%以上的展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可谓中国印文化的一次大巡礼。
韩天衡美术馆外景
著名书法篆刻家韩天衡
印章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社会交往中重要的凭证和信物，而中国的印章在具备实用性的同时，还彰显出了高妙的艺术属性。据考证，最早可见的中国印章出自殷商时期，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所有印章都称为“玺”。因为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还未统一，因此印章制度也各不相同，从外形上看，战国古玺有大有小，有长有圆，体现出缤纷绚烂的篆刻面貌。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玺”才称为帝后、诸王等阶层用章的专用名词，普通的官员百姓用章只能称印或者章。
战国古玺印
在古玺印艺术中，印章大部分都使用金属材质制造而成，而印章的大小、使用的材质和印钮的形制，都与使用者的身份相匹配，有着严格的印章制度。我们眼前的这方三国时期纯金质地的“关中侯印”，是“汉官印”中不可多得的精品，龟钮金印的搭配，也体现出用印官员的级别，是韩天衡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龟钮关中侯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纸张的普遍应用，竹木简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印章也由“钤盖于泥”转变为“钤盖于纸”。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促使了印泥的诞生，也推动了中国印章史的发展。而明代中后期“文人印章”的兴盛，更造就了中国篆刻艺术的另一个高峰——明清流派篆刻。
过去印章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印章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姓名、字号，而是加入了更多的诗文，借以抒怀明志，被称为“闲章”。这种热潮绵延到清代，产生了篆刻史上的浙派、皖派，到近代更有“晚清六大家”，“海派篆刻”，“黟山派”等流派，形成了整个中国篆刻发展史的一个鼎盛期。
此次“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共展出方明清流派印章，涵盖了不同流派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其中，明代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何震的“听鹂深处”，清代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吴熙载的“方竹四面印”、吴昌硕的“九方田黄印”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孤品。
明清文人印章
文彭、何震，被称为明清篆刻的“鼻祖”。文彭为什么地位高？清初印学家周亮工在《印人传》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文彭是吴门四大家之一“文徵明”的长子，当时在南京国子监当博士，有一天文彭经过了南京西虹桥的集市上听到非常激烈的吵架声，过去问了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老农用驴子驮了四箩筐石头，跟店家在吵架，文彭看到石头非常通透，就问是哪里的石头，老农答，是处州的石头。处州就是现在的青田，这个石头当初叫“灯光冻”，是用来雕刻妇女小姐头上饰品用的，质地较软。文彭非常喜欢这个石头，于是花了大价钱买回家进行印章雕刻，发现非常称手，完全不用再让工匠代劳，自己也可以操刀创作，非常畅快。这样就引起了篆刻史上材质的大变革，形成了文人操刻的一大风气。
文彭的印章传世很少，据可考的仅两方，一方藏于上海博物馆，叫“七十二峰深处”，另外一方则是此次展出的西泠印社所藏“琴罢倚松玩鹤”。
文彭《琴罢倚松玩鹤》
和文彭齐名的何震，是一个职业篆刻家，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广，“自大将军以下,皆以得一印为荣”，当时的官员都以拥有何震一方印章为荣。此次展出的何震作品“听鹂深处”，边款里述说了晚明名士“王穉登”，也叫王百谷，与秦淮八艳之一的马湘兰之间的故事。这方印章是何震应王穉登所托，刻给马湘兰的，名为“香兰仙史”。
何震《听鹂深处》
明清篆刻“皖派”的开山鼻祖“邓石如”有一方传世之作，名为“江流有声断岸千尺”，语出苏东坡的《后赤壁赋》。这方印石乍一看非常普通，但是通过边款，邓石如为我们说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作过程。
这方印章是当时邓石如在京口，也就是现在的镇江，应一位朋友的邀请所作。他拿出这方石头，命童子在火上烤一下，没想到被火一烤，这方石头的上端部分变成了深红色，邓石如觉得这和苏东坡笔下的赤壁相近，印章下半段的白色就像滚滚长江，有一种烟波苍茫的美感，旁边还有残破的一小块，就像苏东坡的一叶小舟。如此突发的灵感给了邓石如一个极大的启发，于是他刻下了这千古流传的名句。这方印章不论是章法布置、用刀技巧，还是边款创作，都可以说是篆刻史上的一个典范之作。
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明清篆刻流派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明清时期一批杰出“印人”的相继涌现，它们对印石“边款艺术”的开拓发挥，在古玺印高峰之后，又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各具特色的刀法和章法，更成就了“印文化”中一道独特奇妙的风景。而这批文人对传统古玺印的重视，也促成了印谱的出现和发展。如今，我们能读到的存世“明清古玺印谱”就有约种，这些印谱不仅具有学术研究、收藏、市场、艺术等多种价值，也为后人的学习和摹刻提供了范本。
最早的印谱出现在北宋时期，大多是摹刻本，上面的印花、文字都是临摹所制，走样得很厉害。摹刻印谱一直到明代中期被打破。
隆庆年间，上海有一位收藏家叫顾从德，收藏了许多秦汉印章，他请人把这些秦汉印章做成了“原打印谱”。所谓原打，就是将印章直接用印泥盖于纸上，可以较完整地保留印章的真实原貌。这本由顾从德编辑的《顾氏集古印谱》，当时只做了20套，非常珍贵。为什么原打印谱那么少？因为它的工程量非常大，要一方一方印章盖出来，还要去装订，甚至还要题考证，所以发行量不可能大，其珍贵之处也在于此。
除了《顾氏集古印谱》之外，此次还展出了明清印谱史上的多部经典原打印谱，包括宁波天一阁藏的《范氏集古印谱》、郭宗昌的《松谈阁印史》、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以及上海和杭州几位收藏家联名推出的《丁丑劫余印存》等。
顾氏集古印谱
原印钤盖印谱
丁丑劫余印存
中国印章艺术自成源流和体系，内涵深邃，除了印章和印谱之外，印材、印钮也是印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印章的材质，自古以来一直以铜质为主，玉、金、银等材质，非身份高贵不能用，虽然珍贵罕见，但这些材质都不太适合雕刻家自己制作，因此早期的印章都由专门的雕刻匠人琢刻完成。一直到元代晚期叶腊石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面貌。
叶腊石的颜色类玉，但比玉更漂亮，五颜六色，晶莹剔透。它的质地较软，易于雕刻，可以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变成一个可以刻字的匠人，它激发了文人参与篆刻的积极性，带动了整个篆刻史的大发展。
在篆刻领域，中国有四大印石产地，大多在中原或江南地区，分别是青田、昌化、寿山，以及巴林。对于这四大印石的特点，韩天衡老师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四大印石，就好比四大美女。青田石以青白为主，像西施，清秀美丽；巴林石像王昭君，漠北美女，豁达豪迈；昌化石就像貂蝉，艳丽妩媚；寿山石则像杨贵妃，丰腴温婉，多才多艺。寿山石的品种多样，最大的一个品种称为“芙蓉”。
此次展出的清代将军洞芙蓉旧印，其色如荔枝白，既糯且透，非常洁净。上面雕的是龙纹，方正饱满，配以官帽钮，是造办处为宫廷所用制作的印章。芙蓉石还有很多其它颜色，包括黄色、红色、绿色，甚至黑色，有“三羊开泰”、“五福临门”等美誉。
浮雕山水青田北山晶随型章
将军洞芙蓉官帽钮
在明清文人眼中，放置于书房案头的印章石材，必须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软硬适中，易于雕刻；第二是外表美观，可以赏玩。这也令拥有多个品种的寿山石，继青田石之后，备受文人钟爱。从雍正开始，“清朝帝后玺印”也大量采用寿山石，取代了“玉制玺印”的尊贵地位。此后，这些用于雕刻印章的石材，伴以杨玉璇、周尚均、林清卿等“雕钮高手”的加持，在多年间，吸引了更多爱石人的追慕。
印雕最初只是一个悬挂或者方便把持的东西，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有了叶腊石等类玉石材，很多玉器的雕刻工艺也被搬到印雕上来。印雕工艺无非两种，一种称为圆雕，一种称为薄意。圆雕就是上面有古兽，有山水，甚至有人物。薄意是雕刻者依照石头的天然花纹，取其曼妙之处进行巧妙构图，雕出一个类似于国画形式的立体作品，它有两大好处，一是遮瑕，一是美化。
圆雕作品
薄意作品
田黄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印材，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一两田黄一两金”之称，到后来“一两田黄十两金”，甚至一两田黄五十两、一百两金，所以田黄方章存世量很少。它的琢刻一般采用薄意工艺，就形而作。
此次展出的田黄作品中，有一件19世纪福州的雕刻大匠林清卿的作品。他把中国传统的绘画搬到了石材雕刻上，借鉴了石材上的隙、裂、皱等天然瑕疵，将各种花纹变成巧雕，开创了非常重要的一门装饰工艺。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郭功森的田黄作品《群魑戏钱》，是在一块重达一斤多的田黄石材上进行雕刻的，上面的图案是大量古币和游魑。他把田黄天然的沁色和裂纹巧妙利用起来，创作出了完美的浮雕感，堪称一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上海雕刻家刘硕识创作的高山石作品《峡江山水图》，利用了石头本身白黑相间的纹样，刻出了行云流水的感觉，将水中白沫描摹得非常巧妙，堪称海派雕刻的巅峰之作。
林清卿雕葡萄薄意田黄随型章
郭功森雕寿山田黄巨章
刘硕识雕峡江险水薄意寿山巨章
从周秦两汉的古玺印，到明清文人流派印章；从古代的印谱到以“四大国石”为主的珍稀印材……此次展览展品多样、品质高端、学术丰厚、规模庞大，让绵延三千多年的中国印文化跃然眼前，也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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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印象》：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