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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建编辑
邓龙
电视纪录片《大三线》导演刘洪浩说，三线建设遗址的老厂，是很多人、特别是三线子弟共同的故乡。
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实纪录片《大三线》，在全国产生极大反响。两年后我见到该片导演刘洪浩，他目前正在拍摄制作同题材的电视剧名叫《老厂》，他说“三线建设老厂，是很多人、特别是厂子弟共同的乡愁”，他说这句时，我的眼泪就到了眼角，接着我看了《老厂》的片花，当一个女士隔着一条铁路、面对一片大山喊她父亲名字的画面出现时，挂在我眼角的眼泪开始流淌了……当年全国有万“好人好马上三线”，加上家属有万，有人估计有三线经历的人现在超过万——现在，第一代子弟也都老了，第二代子弟大多散落在全国各地，乃至第三代子弟，只要还在老厂区，都不可能不知道三线建设的事，比较让人尴尬的是：乡愁在哪里？
我们与蒲纺一起长大
穿过荆泉山的小路
我们把欢笑播向小溪
我们数得清布谷鸟的鸣啼
却数也数不完山腰上的高楼
高楼里的惊奇
当我们还睡在外婆的怀里
妈妈的纺机已织出绚丽的晨曦
山涧里朵朵花蕊梦一般飘去
经纬线中舞动出最美的四季
啊，童年
我们出生在父辈创业的茅棚里
开山的炮声从竹林之梢悄悄远去
回荡而来又是新的记忆
我们在天南海北的方言里发音学语
军号之声是高高山坡上那些大树
能讲出所有故事的共同主题
…………
这首题为《我们与蒲纺一起长大》的诗歌，是年我为15周年厂庆而写。当时我在蒲纺一中教高二，我的学生十分想朗诵它，可惜他们多是/年出生的，这个年龄段全是随父母迁来的；为真实还原“出生于蒲纺”的境界，我决定由/年龄段的初二学生组团朗诵，而将我们班的学生安排为晚会合声伴唱。至今在厂区多处挂出的“蒲纺之夏诗歌音乐会”全景照片，整整齐齐站在乐队后面的正是他们。
我本来想将如我一样被家长从外地带来的孩子称为第一代厂子弟，这些人、年代都有，跨度很大，后经人建议我将军企时代（年前）跟随家长从外地来的和建厂初期在厂里出生的孩子统称为第一代子弟。此后的算二代子弟。
曹哲民是年最早进山者，一年后才把他儿子曹晋国接过来在蒲圻城关小学插班上学，因听不懂当地话，曹晋国回家就哭，家长费了很大劲把他转到说普通话的长办施总子弟小学。王桂萍刚来时就近读铁路小学，一年后随蒲纺大库搬回厂里，之后上学的路就变得十分遥远，那时没有班车，在铁路开通后大家去扒火车，于是就有了前述的蒲纺火车头的“花絮”故事。
年我们厂在向阳坡筹建临时学校。师资从哪来？张聚珍、李木兰是学师范的，此前是教师；赵文英毕业于天津大学、狄小梅毕业于厦门大学，还有李涣兰、傅先琴、白玉兰、王振英、王贵勤等共13人，在年秋季开学时这13人包揽了从小学至初二共七个年级的全部教学，之后不断有职工把寄养他处的孩子接过来插班，班数也多了，教师也不断补充进来，到年桃花坪中心学校建成时，班级有30余个，教师也增加到60人。
蒲纺子弟学校在年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两个班，19岁的许纪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是九年制教育体系，19岁才毕业？许纪说他7岁时在天津上小学，年他爸许景春因三线建设调去陕西西安，年又调去四川江津，年来湖北蒲圻，因各省学制不统一，每插班一次就耽误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许纪来蒲纺后读“最高年级”初二，当时学校用总后所在地的北京教材，北京是十年制教育，在初二应该升初三时，蒲纺把学制改为与湖北统一的九年制，于是许纪以及曹晋国们用湖北的教材继续读初二。
年蒲纺有两个高中毕业班，这个“纪录”一直到十年后的年才被“追平”，在此期间高中各年级都只有一个班。蒲纺有两所子弟中学，初中各年级一般都有五至六个平行班，到了高中阶段就骤减为一个，人数也不多，比如我曾经带过的这个班只有36人。
实际上，年有两个高中毕业班与两年前初三班集体蹲级一年有因果关系。
蒲纺学校开办之初较高年级的学生就少，其原因不是因为适龄者少，而是多数子弟愿意进厂上班，十五六岁者稍改一下年龄厂里也收。那时总后有职工子弟（免下乡）招工政策，那时社会也盛行“读书无用论”，留下来的属于矢志读书者。
对子弟特招政策随年总后撤走而终止，年后蒲纺开始办知青点，我是年下乡的，我的知青伙伴中85%是初中毕业，早下乡就是为了早招工进厂。
国家形势变化快。年11月全国恢复高考，它传递出重视知识和倡导人才培养的重要信号，全社会都重视教育，千军万马涌向被称为“独木桥”的高考，按理说此种氛围下蒲纺子弟应该有很多人选择读高中才是。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年国家停止知青下乡，在这一年蒲纺开办了“湖北纺织技工学校蒲纺分校”，其首任校长戴琰章说，（知青下乡）招工停止后，社会上堆积了很多待业青年，技校变成国企招工的桥头堡，蒲纺技校说是面向全社会招生，但按政策只有矿山、铁路等艰苦行业的职工子弟才有资格报考，所以蒲纺技校几乎成为蒲纺子弟技校。管理当局为厂子弟就业着想，其心可鉴。
蒲纺技校每个年级一般有四个平行班，技校毕业就可以进厂上班，彼时又是“山沟社会主义”鼎盛时期，所有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蒲纺第一代子弟中，恢复高考后有十几人从工厂或知青点考上大学，之后的主战场变成一中，年考上5个，年考上6个，延宕到年代末每年在10个以内。当时的高考，大学和中专招生统一命题考，地方一般把大学和中专录取率分别纳入统计口径，蒲纺则只计算高校录取率，蒲纺人眼界高，有的考上中专不去读，甚至大专也不读，比如当年从前进知青点考上咸宁师专的秦某读了一年就辞学回来进厂，很多人“理解”他，说师专毕业只能去县城甚至乡镇当老师，哪有在蒲纺好？
蒲纺第一代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者，包括像曹晋国读过电大的，总数在人左右，大约占一代子弟总数的3%。
早期的蒲纺职工不太重视子弟读书，第一代子弟中接受高中教育者比例也严重偏低。魏国康是蒲纺学校从向阳坡、桃花坪直至蒲纺移交地方自始至终的任教者，以“年以前出生”的年龄划线，他说厂子弟读高中的人数不足20%。魏国康还说，当时各地教育资源不均衡，县域地区和大城市的中考录取率一般在30%至40%，唯蒲纺高中对所有子弟敞开大门；年搬到新校区后，在硬件设施和师资配备上，蒲纺的教育在咸宁地区堪称一流，但孩子们不读，没有办法。这是老师的看法，学生呢？年出生的江枫说：年我出去读大学，通过对比才知道蒲纺的教育条件如此之好，我是学理工的，我的同学中没几个会打篮球排球，没多少做过物理化学实验，包括县一中的各地王牌学校也没有这种条件。在蒲纺，我们从小学就受过完整的教育，比如音乐课有五线谱识谱及试唱练耳训练，连音体美老师都是科班出身，我的初中同学有的成绩不比我差，完全可以上高中考大学，但是还是选择读技校，（下岗后）我特为儿时的玩伴感到惋惜。
有多厂少子弟按的特招政策和父辈们朦胧的人生设想进厂上班？根据历届毕业生数据和劳资部门的统计，蒲纺第一代子弟约有人，绝大部分成为厂职工，二代子弟约有人，少部分在蒲纺上班。令老职工们非常难受的现实是，蒲纺破产时的名“两缴一发”和名下岗职工，这其中的70%其实是“与蒲纺一起长大”的厂子弟。
偏安一隅，狭隘的就业观限制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想象力。突然有一天被推上社会，找工作，谁去人才中心应聘，谁去劳务市场排队，原本平起平坐的工人阶级此时已经分出了泾渭等级。
紧挨运动场上方的建筑是蒲纺第一小学；再往后的两排较大的建筑物区域是蒲纺第一中学；面对图片一中左侧的两排建筑物是湖北纺织技工学校蒲纺分校。
我以年为一/二代厂子弟划线，不仅因为这一年有总后撤出事件，主要是我听朱富根讲，在对待读书的态度上，年以后出生的子弟与前者大不一样，而且特别刻苦会读书，他们中很多人通过读书走出山沟。
朱富根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曾在湖北科技学院和蒲纺总厂机关工作，年调到蒲纺教委从事行政和党务工作，年出任教委主任。此时蒲纺的情况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工厂亏损很无奈，作为厂矿企业主抓教学业务的主官，他和他的班子成员必须面对如下现实问题：
其一、教师队伍很不稳定。工厂效益不好，很多外界学校高薪挖人，陆续有教师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也多心旌摇曳；
其二、职工情绪异常焦躁。残酷的现实使家长改变了对教育的认识，考学出去几乎是厂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蒲纺的教学水平行吗？有些孩子已经被地方的王牌中学“掐尖”，很多人想送孩子外出读书，但工厂发不出工资经济拮据，这如何是好？
其三、子弟们茫然无助。蒲纺子弟很单纯，家长领不到工资其焦躁情绪很容易影响到孩子。心理学说，除了个别人有自定力，茫然随从甚至出现叛逆是少年的天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正向引导，稍有不慎便会自暴自弃走向消极行为的那一面。
进入年代，蒲纺也进入适龄子弟读书的高峰期，年蒲纺七所学校同期在校生突破0人，在至年达到峰值的人以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四千多人的背后涉及其父辈、祖辈超过一万职工，很多人眼巴巴地想着孩子、看着学校，什么东西可以成为工厂困境中的精神支柱和指路明灯？
社会上的教育——比如各地教育机构管很多学校，在实践中哪些担负义务教育功能、哪些为应试教育输送苗子，通过招生体系就能看出一二，在高中阶段名牌学校更是以“掐尖”方式垄断优质生源。蒲纺是子弟学校，没有生源选择权和拒绝权，其定位应该以普惠教育为主、应试教育为辅，一方面对职工子弟要照单全收，要把学校办成一个大“幼儿园”，一方面又要把升学率提上去，只有把升学率搞上去才有可能把孩子留下来，只有把孩子留在蒲纺读才能减轻职工经济负担，才能让职工们安心，同时也是对工厂脱困攻坚的道义支持。
为工厂服务，为职工着想，在普惠教育和应试教育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教委班子和各校校长们达成共识：严抓不放，重点突破，用把升学率搞上去的方式展现教学成果。为此，教委一方面稳定教师队伍并招募人才进来，一方面抓信息整合，与各地教委横向联合搞来各种教辅材料，湖北本地黄冈中学的题库自不在话下，连北京海淀区的资料蒲纺也有固定获取渠道，毕竟厂里有那么多的热心的“干校子弟”在北京。可贵的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医院的拨款，也加大对教育投入，教师是全蒲纺唯一未被拖欠过工资的职工群体，好的年景教师还有丰厚奖金，对此全厂上下没有人有意见。
我与朱富根交谈时说到喻同学的例子，前文讲到的喻子清，他儿子在蒲纺二中初中毕业时自己偷偷报考鄂南高中，也考上了，家长权衡再三后选择留在蒲纺，这里有经济压力的无奈，也透出对蒲纺一中的信任，朱富根很认同这个例子，他说这种情况挺多，家长们满意使很多老师感到值了。
蒲纺在最困难之际，是管理当局、教师、家长和孩子们合成一股力的时期，有一种穷者思变、困境突围的悲壮。年赤壁市中考前10名中蒲纺子弟占7人；高考更醒目，（在新千禧年全国高校扩招之前）蒲纺子弟高考统招录取率多年在40%左右，加上补录和主动就读民办高校的总比例接近60%，其中柳时庆、陈鑫考上北京大学，北大每年在湖北只录取几十人，多年来赤壁市一中鲜有中举者，赤壁有50万人口基数而蒲纺是3万。至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全国排名前十的高校，蒲纺子弟也是常客。
进入年代后，在“优质教育资源整合”下很多厂矿子弟中学都将高中部撤了，唯蒲纺一中的高中部屹立不倒。蒲纺一中高中部是在4年破产移交后才被撤销的。年7月我去此时只有初中部的蒲纺一中，见到黄红莲、汪琼丽、肖红、骆训华等当年的同事，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赤壁市中考刚刚出榜，第一名和前十名中的6人出自我们蒲纺一中。
我想，此时读书的孩子应该算作是三代子弟了——破产多年了，他们还算不算是厂子弟呢？我有一点困惑。
三线建设工厂，与蒲纺一起长大的子弟，在工厂不景气时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出去闯世界了；没有出去的，随着工厂的破产绝大部分也出打工去了。
蒲纺破产时，一代子弟大都年过不惑之年，高不成低不就上有老下有小，这么多年后在他乡还好吗？我回厂找统计数据，至年10月，当年名下岗者中约有人到了退休年龄。蒲纺职工退休是进省社保统筹，如果每月足额缴费退休金可以拿到元，应该还算可以。但问题是这人中没有全部坚持缴费或未足额缴费，他们中最低者每月只拿元养老金。更令人揪心的是，在未到龄者中有将近一半退保或停保，如果不及时补缴，按以前蒲纺缴费的“老本”退休时能拿到的可能也是千元之内。
自工厂破产后，职工们才真正知道我们国家在年代对工人阶级实行了养老政策改革，在养家糊口之余，很多人的人生目标变成了单纯行为：为缴社保奋斗。有人说什么壮志理想，什么清高自尊，全是扯淡，只有保证缴社保，才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老了后不给孩子们增加太大负担。社保缴费，5年时每年缴两、三千元，目前已涨到九千多元，因技能欠缺很多人只能是干简单的体力活，比如当保安，即使在广东等发达地区保安的月薪也只在元左右，每月拿出元缴社保，加上生活开支所剩无几，一些家庭没有办法缴这么多钱，于是夫妻之间采取“保一个”的办法。
下岗职工中的厂子弟现象是三线建设和破产国企共同遗留问题，是一场历史误会。蒲纺目前还有人没有到退休年龄，这个数字只能随着职工年龄的增大而缓慢减少，从一代子弟到二代子弟，二代子弟最晚的是年代后期进厂的，他们目前才40岁左右。
蒲纺破产后，“蒲纺集团有限公司”的牌子至今还挂着，为什么保留？因为要留着供很多人交社保用，社会上把没有实质经营活动的企业叫作“僵尸企业”，本届政府早些年开始清理“僵尸企业”，有人说，要等把全部下岗者送进社保“蒲纺集团”的牌子才能摘下，也就是说从今日算起还要再挂20年。
我设定了两个群体做了取样调查，第一个群体是年与我一起下乡的37个战友，第二个群体是我当老师时曾经教过的36名高中生，虽然都属于第一代厂子弟，但很明显前者的多数仍属于需要缴养老金并等待回厂退休拿养老金，后者的多数都在外地。我们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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