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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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语言学家周有光和《边城》的作者沈从文是知己，他曾和自己的夫人张允和说，沈从文的话自己有两成听不懂，张允和颇有些得意地说：“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周有光是江苏人，沈从文是湖南人，张允和是安徽人，在民国时期，普通话早已被广泛推广，但在民国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大学者们聊起天来还是鸡同鸭讲。
追溯到古时候，情况恐怕更不容乐观，那时候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口音杂异，民众的识字水平也很堪忧，大家的交流更多限于口头。
但是，方言就像自己的孩子，不管丑俊，谁都认为自己家的才是最可爱的，因此，在沟通的过程中大家都不肯放弃自家语言，结果闹出了不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普通“发”好“蓝”
明朝初年，朱元璋实在受不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方言，就命人编纂《洪武正韵》，以金陵一带为标准，要求大家都讲普通话。
那个时候，地方官员们去京城，随身行李中，必备一本《洪武正韵》。吃饭蹲马桶时都要苦读一番，不求最好，但求及格，以免乡音太浓，惹恼了皇帝。
只可惜，朱元璋这个政策收效不大，某次科举考试，主考官问周围人：“周旋这人长相如何？”周围人都说不错，很帅。
主考官很高兴，便将此人定为一甲。等见到真人才发现这人长得一点也不帅，后来再一打听才知道，帅的那位叫周瑄。
他问话的时候有口音，周围人听不真切，以为是问周旋长得怎么样，结果让周旋白捡了个状元。
清朝时期，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山东临沂，想要品尝当地名吃。地方官员把当地的一种肉粥献给皇上，乾隆爷顿觉美味可口，感觉从没喝过如此好喝的肉粥。便随口问：“这是啥？”
地方官员一时紧张，把“啥”听成了“糁”（sá），连忙点头称：“这是sá，这是sá。”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场误会，这种肉粥便就被命名为了“糁”。
不只是当权者在方言沟通上出了差错，古代擅长咬文嚼字的文人墨客同样难逃其中。
苏东坡有一首诗，叫做《惠州一绝》，是他被贬岭南（今广东）时所作的诗，诗的内容如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这句话据说是误传，因为荔枝性热，吃多了容易上火，因此在当地的说法是“一啖荔枝三把火”，意思是吃一口荔枝就好像三把火围绕着你，形容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
当时苏东坡来到岭南，品尝了荔枝，甚觉美味。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他听见当地百姓用粤语说“一啖荔枝三把火”，就以为是“日啖荔枝三百颗”。
这两句话的粤语读音极为相似，苏东坡把这句话听错了，误以为这句话是夸赞荔枝味美，要多吃。后来还将其写入诗中，成为千古流传的名篇。
心（粗）胸（心）豁（大）达(意)的苏东坡还在另一件事上犯了同样的错误。不知大家还记得高中时候，语文课本里面的《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吗？
文中的赤壁就是现在湖北黄冈的赤鼻矶。赤鼻矶是长江边上的一块突出的红色石头，形状像鼻子因此得名。
当时苏轼被贬到黄州，听闻黄州本地人说此地有赤鼻，于是兴致勃勃地前去参观，然后挥笔写下壮志难酬的千古文章。
由于方言差异，苏轼误以为赤鼻就是赤壁之战的赤壁，其实赤壁之战的赤壁位于湖北省赤壁市内。
即使是普通话如此普及的今天，我们仍旧困扰于各种方言。学生时代的宿舍，聚集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大家叽叽喳喳聊天时候的笑料成为宿舍文化的一大代表。
工作后，认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同事，工作层面的沟通因为方言带来的误读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在标准的普通话之外，多了一些吴侬软语、东北大碴子味、火辣辣的川妹子话，也是另一番味道。
这就像是你吃惯了满汉全席，偶尔来一些山间野味，会有焕然一新之感。
看鉴问答
你有因为语言不通闹出过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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