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对于身在黄州的苏轼，于以一定程度的牵挂，甚至渐渐悟出，苏轼并无讥讽朝政的用心，即便有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让自己感到不快，那也不过是他给予百姓的巨大同情，以及苏轼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他甚至可能一度怀疑，自己对苏轼的惩罚是不是太重，从而在内心生发出一定程度的愧疚感。
这个隐居于黄州的犯官，则因为神宗的愧疚，而有了被重新起用的可能。而苏轼被起用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自王安石退位以后，神宗深切地感到朝内无人，而祖母的话也常回响于他的耳边，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也特别关照苏轼，曾在私下里表示，一定要召苏轼还朝。
属于苏轼的机会，眼看着就要来了，即使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也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而已。就在苏轼被贬官黄州的这几年，关于他的任用，在朝廷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作为皇帝，神宗不可能只按自己的意见办事，他需要协调和制衡，也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逐步起用苏轼。
事实上，早在元丰三年的九月，神宗就曾做出过起用苏轼的决定。在改革官制的前提下，神宗决定任命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苏轼为中书舍人，另有几个先前反对变法的旧臣各有任命，神宗特别对身处相位的王硅和蔡确强调说，这几位旧臣，虽然先前曾反对新法，但对朝廷从来都是忠心耿耿，不能永远废弃，现在朝廷上应该新旧人物一并起用，他们都是大宋朝的栋梁。
王珪和蔡确领旨，但各有自己的一番小心思。他俩深切地知道，如果这些旧党人物重新上台，可能对他们极为不利，基至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眼下他们要做的，不是逼迫皇帝收回成命，而是通过一些特定的行为，尽可能地转移皇帝的注意力，从而使这件事流于形武。
他们决定用战事和情报来达到目的。
蔡确授意庆州知州俞充，上了一道《平西夏策》，利用当时西夏内乱有机可乘为借口，鼓动朝廷向西夏发动战争。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蔡确一伙将战争演变成个人获取政治资本抑制旧党人物复出的手段。
而备受西夏骚扰之苦的神宗，亦觉得这是个报仇雪恨的难得机会，便果断下令，向西夏发起军事行动，不自觉掉入蔡确一伙预先挖好的坑里。如此一来，皇帝的全部身心都投入战争中，无心过问旧官的复出问题，蔡确一伙的目的达到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神宗又曾数次动议，欲提拔苏轼担任著作郎、修撰国史以及江州知州，皆因王理和蔡确等人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身在黄州的不世出之才，处处遭遇小人反对，概因其日盛的文名以及先前反对新法的主张令小人们印象深刻。
万一苏轼被重用，于他们显然是大不利的事情。
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让神宗大为光火，出于效率的考量，他索性不再与宰辅们商量苏轼的起用问题，他利用皇帝所拥有的特权，以“皇帝手札”下令，量移苏轼汝州，仍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个手札，透出微妙的几层意思：
其一，皇帝厌倦了王理和蔡确等人的阻挠，动用了非常手段。
其二，神宗对苏轼的提拔和任用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
其三，朝廷上下于权力的争夺，从来不曾停止，未来仍有种种可能的情况。
拿到皇帝手札之前所发生的种种，身居黄州的苏轼自然不知，他甚至已经下定决心，安居黄州，耕种田地，修身养性，终老此地。
待他拿到了手札，才猛然一惊，回过神来，当读到“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那一刻，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原以为朝廷将自已忘得一干二净，哪知皇帝动用了手札这种非常的手段，且语气真诚、态度恳切。
虽短短数语，已令他备觉温暖。
他隐隐地感到，自己报效国家回归朝廷的时间就在眼前。
为官这许多年，换过这许多地，可以说，苏轼与黄州的感情最深。
他有悲天悯人的天性，此前每至一地，都可以与当地人民结下深情厚谊。而这一次，与黄州的感情则更为特殊，也更为深厚，这里差不多算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的肉体和精神的放逐地，他在此耕种、读书、交友、写作……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他都倾情其中，无法自拔。
东坡洒下他的汗水，雪堂留下他的友情，赤壁写满他的才华……在离别时刻，唯有万千不舍，而最最舍不得的，是他黄州的那些朋友，在他困厄之时、走投无路之际，正是黄州的这些朋友给他以无私的帮助，助他化解各种难题。
黄州见证了诗人的苦难，也经历了东坡居士的蝶变。他化苦痛为欢乐、化悲伤为动力、化孤独为那些对于经典的诠释。
没有黄州，苏轼的人格无法达到升华；没有黄州，苏轼的艺术缺乏力度；没有黄州，就没有一个伟大而可敬的苏轼。
如此说来，黄州于苏轼的意义，自不一般。
苏轼要离开黄州的消息迅速传开，前来话别的朋友络绎不绝，饯行的酒席一桌接着一桌，在黄州的四年多，想不到最忙的时候，却是这离别之时。
酒酣面热，倾诉衷肠，特别是与他来往密切的诸位友人，想到以后可能再也不能见到苏轼，大多忍不住悲伤流露，难免泪眼婆娑。苏轼是性情中人，自然也有眼圈泛红情难抑制的时刻，但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可以谈笑风生，潇洒之态令人暗生羡慕。
酒桌上，人们祝福他早日升迁，身体健康。朋友说，百姓不能少了这样一位好官，文坛不能少了这样一位诗人。
向他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人们都想留点什么作为纪念。苏轼则有求必应，不愿扫了大家的兴致。好友潘丙的两个侄儿，更是索要《前赤璧》《后赤壁赋》的墨宝，他须用蝇头小楷一字一句认真书写，就连这般费时费力的要求，苏轼也未推辞，常常抽出时间来写字，想要赶在离开黄州之前送给大家。
他没有让朋友失望的理由，比之他们过去对自己的帮助，这些字画又算得了什么？
除了朋友，州府的官员们也来为他送行。依照惯例，征召官妓陪酒，在席间，这些陪酒的女孩子自然也会趁着酒兴，向这位名满天下的才子求取诗句。他本非好色之人，但对于美好的人或事，向来亦有欣赏的眼光，又当酒酣面热，正是他诗兴大发之时，所以来者不拒。据说，席间有个叫李琪的歌伎，娇小艳丽，知书达理，只是天生胆小，面对这位潇洒无边的当代文豪，她竟不敢向前求诗。不过，李琪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此次不求，只能将遗憾长留心中了。在饮下一杯酒后，她终于鼓足勇气，从自个儿身上取下丝巾，径直走到苏轼面前，红着脸向这位诗人求诗。
苏轼端详了眼前的这个姑娘，然后叫李琪把墨研好，他提起笔来，在那丝巾上写道：“东坡五年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琪？”
写完此句，苏轼把笔一搁，不管不顾地和别人干杯去了，似乎完全忘了李琪求诗的事。
李琪捧着这仅有两句的诗，免不了有些失望。席间众人均大惑不解，这开头的两句诗，实属平淡无奇，而且以苏轼之才华，也断不会接不出下两句，但谁都不知何故此诗只写了一半，心下纳闷异常。
焦急的李琪脸儿憋得通红，又不敢催问，一时手足无措。
那边厢，苏轼与黄州的官员们喝得起劲，聊得开心。宴席将尽时，李琪实在忍不住，又一次鼓足勇气走到苏轼面前，请他续完赠诗，苏轼哈哈大笑：“几乎忘了出场。”
于是提笔续道：“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
书毕，众人传观，都为李琪感到高兴，苏轼遍赠官妓诸诗中，唯对李琪的夸奖为甚。
此诗巧借杜甫的典故，点明自己五年来不为李琪题诗的原因，并喻其为海棠，赞她人品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邻居们亦舍不得苏轼离开，这些淳朴的人，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表汰对他的喜欢和留恋，他们没有文采，没有诗句，只有一片真心，他们恨不得掏心掏肺地告诉苏轼，如果留下该有多好。
但谁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拥有相聚的幸福，就得经受分离的折磨。
苏轼所作《满庭芳》一词，正是这次告别时刻的心情：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词中的感情十分复杂：有时不我待的嗟叹，有对田园生活的留恋，有重整河山的决心，更有对黄州人民的依依惜别………隐居近五年之后，仕途上露出一丝曙光，但前途依然充满未知。
他徘徊于隐居还是出山的纠结之间，但显然，出山暂时压倒了隐居之梦，淑世的理想像个巨大的光环，一直照耀在他的头顶。
苏轼把花费他甚多心血的东坡农场、雪堂的房屋以及奶妈的坟墓，托付给朋友潘丙照看。此时，他大概已经预感到，这辈子可能再也回不了黄州。
苏轼离开的前几天，身在武昌的同乡王齐愈、王齐万以及岐亭的好陈季常，数人一起会集于苏家，然后伴他离开黄州。
一行人渡江过武昌，时值四月中旬，夜至昊王岘，忽然听到隔江传来新州鼓角声，低沉苍茫，击打着苏轼这个远行人心底的悲伤。
他站于船头，回首黄州方向，万千的情感，又化作如下诗句：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度吴王岘。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谁言万方声一概，鼍愤龙愁为余变。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他年一叶沂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
《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
一行人先至武昌王齐愈家，住了两天，四月十四日，坐船至磁湖，古耕道、郭遘几个朋友前来相送，潘丙更是带领潘氏全家，武昌王齐愈、王齐万兄弟也带了侄子等人，这一大群人，和苏轼握手话别，场面温馨，令人动容。
苏轼最为难舍的，则是好友陈季常。这几年黄州的交往，令他们感情更加深厚。
陈季常一直将他送至九江，苏轼作诗相赠，这才执手别过。
量移汝州，只是朝廷有意赦免加诸苏轼头上的罪过，而并非真正的调动，这一次，他便安排了许多行程，慢悠悠地北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