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1月7日要闻02版上重点刊登文章《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作者系刚刚卸任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文章说：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十八届党中央工作的最大亮点。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是重整行装再出发。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能为之添砖加瓦无上荣光。此文摘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部分新老常委也陆续有文章刊登大报，系列文章影响很大。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最新一期封面文章“致敬老王”，这位曾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挽狂澜于既倒的传奇人物回到公众视野。“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之后，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也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知青岁月：与习大大同盖一床被
年底，北京学生郭路生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是知识青年启程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情景。浪潮中，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也被送往延安，那是年元月。
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产大队，同来的还有女朋友姚明珊。在时任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的记忆里，王与姚的关系，当地人是听北京娃娃们说的，“他们在北京就认识”。队里的北京知青，男娃奔着王岐山，女娃跟着姚明珊，一起来到康坪。
知青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有人对王说，“看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这个屁用也不顶。”王回答说："文革’期间，这个也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
后来王岐山还看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对这稀罕物，村里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不正确的书？
对于这稀有之书的来源，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知道一些。他曾为写作习大大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他曾听习大大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当时习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
年9月，一架飞机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在这一年的下半段，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年，王岐山（右）在湖北赤壁。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同行的人曾表示，“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伯声先生曾向前来请教的学生这样讲述自己最著名学术成果的得来：20世纪20年代，坐船赴美。旅途漫长，他坐在船头，天天看浪，看大江大海的“涌”，突然冒出个想法：为什么这浪涌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据既往所学，他认为，海浪这种涌动的方式，从力学上讲是最省力的，进而想到，“大自然地壳的构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受此灵感启发，他推导出“地壳波浪镶嵌”学说，获得国际承认。
向张先生请教的学生中，一名历史系学生事后回忆说，老校长的讲述，“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因此，要顺潮流而动。”
这位善于吸纳和推演的学生，正是王岐山，时年25岁。从波中一叶到浪中掌舵，老校长的启迪“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近四十年后，在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已经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王岐山脱稿讲话，引用“波浪省力理论”来比喻中美关系顺应历史潮流，这种将自然科学同社会学联系起来的形容，引起听众的共鸣。
多次跨界：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年，王岐山在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修订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文字水平和对史料的掌握能力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王岐山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尤其是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3人，并在联名提交经济研究报告之后，逐渐得“改革四君子”之名。
黄江南在《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年，黄等人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友人李银河听到黄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觉得为避免国民经济危机，应让上层领导知道。经李银河与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朋友林春介绍，黄、翁、朱3人结识王岐山。
“他（王岐山）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4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报工作。”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年8月30日，王岐山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接过奥运会会旗。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历史又一次呈现出剧烈与复杂的局面，全国上下依旧在探索。年，王岐山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党，6年间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正局级研究员。年起，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王岐山更为人熟知的危机处理是在年非典期间。他从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次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向百姓呈现、解释当下抗疫局势。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
年，曾有记者采访王岐山时这样提问：“去年（）抗击非典的记者会，面对全北京、全中国的大恐慌，面对国内外记者那么多刁钻问题，你的应对太精彩了……只有一个地方，你公开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为《纽约时报》’，还赞扬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就是尖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以为你在暗讽国内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电视直播一出来，我就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回答，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呢？”
王岐山则回答：“没有啊。去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中央领导都表扬了啊，说我是放得开、收得住。”王的话语能力由此可见。吸纳民情，讲解官方，直面舆论监督，对老百姓说市井之语，对外国友人讲述人情故事，穿梭在各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不回避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
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纵观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后来能够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年非典期间，时任北京代理市长的王岐山在天坛与晨练群众亲切交谈。
反腐利剑：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政治清明，首先需要一支铁的执纪队伍。“我一上任，就看了《忠诚与背叛》，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在当时极端严峻、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党决定成立中央监委，就是为了严惩叛徒、纯洁队伍、严格党的纪律、保护党的组织。”年11月22日至23日，王岐山在湖北省调研。调研第一天，他就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参观。
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就是中纪委的前身。成立后不久，监委主席王荷波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在那个血淋淋的白色恐怖年代，面对生死抉择，这10位委员无一人叛变，其中8人相继牺牲，用生命诠释了何谓忠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王岐山说。
年11月14日下午，安徽桐城六尺巷。王岐山从车上走下来，在巷口停留了几分钟。后来媒体评论，王岐山“看巷之意不在巷”，而在一个“官”字。
桐城是青史留名之地，滋养了清朝著名的“桐城学派”。而关于六尺巷的那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在历史上更是颇有声名，这首诗的作者是康熙朝的名臣、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这位一品京官，吩咐家人对邻里退让三尺。事是小事，但有几人能做到？官员“知进退”，自古便是难事。后来，张英次子张廷玉官至军机大臣，辅助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终其一生，都追随了其父“知进退”的美德。他死后，牌位供奉在太庙。整个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只有张廷玉一人。
王岐山造访桐城时心生感慨，并表示，现在的人都学英文，古文都看不懂了，不少领导干部读书也很少。这句感慨，蕴意匪浅。他本就是学史出身，史鉴兴亡、吏治官声，学史之人再清楚不过。青睐史册上的某段往事，往往映照着一个人内心的情怀、深沉的理想。从参观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到参观张英留下的官德地标，王岐山看中的历史中的名臣干吏，既有反腐治贪的干将，也有勤政廉洁的代表。而这两方面，正暗合了他当时“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思路。
正人先正己，严管就是厚爱，这是王岐山对纪检队伍常说的话。一直以来，他也是这么做的。年8月，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参加一次工作会议。会场不时传来移动电话和BP机的铃声，还有人在座位上接听电话。王岐山发火了：“我敢断定，上午这么多电话多数是没有什么正经事的。”此事之后，广东省的干部再开会，会场上安静了许多。
年2月，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痛斥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把它们概括为“挡不住的风情”“禁不住的诱惑”。在这次会议上，他现场承诺：“从我做起，从市政府领导班子做起，时刻警惕和防止权力的蜕变，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思想上筑起坚强防线。”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除非出了问题被革职，否则当官就像上保险，只会升不会降。但王岐山主抓中纪委后，这种思维惯例已经被打破。年7月1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当时就有人说：老王又有新招了。媒体将之命名为“断崖式降级”。此后，一个个高级干部被“断崖式降级”。截至年5月，共有22名省部级干部“享受”了这种待遇，其中3人被降为科员。
正如王岐山13年前所言：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制度的“笼子”有没有效，就看它编得够不够细。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为例，一名中直机关的中层干部在填写时忍不住感慨：“这种表格以前也有，但是好填，婚姻状况有无变化？有和无，画钩就行。房产情况有无变化？还是有和无，画钩就行。但现在，变化详情、变化时间、变化原因……不花半天都填不清楚，太细了！”
就是在这些小事上下功夫，王岐山剥离了人情和面子，敲碎了所谓的“腐败文化”。他以铁腕编织制度的“笼子”，是要让领导干部不能腐。如果说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只是不敢腐的震慑力量，那么越扎越紧的制度的“笼子”就是不能腐的刚性制约力量。
考量一个政治家，固然有成就、口碑、品格等诸多指标，而能否建立一套运转不息的制度，更是一个重要指标。王岐山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有很多思考和实践。年12月，王岐山再次会见了基辛格，话题触及他对制度问题的更深思考：“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正在推进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三天后，中纪委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密切配合研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在全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王岐山发表了十九大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确保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航船行稳致远。”这既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肯定，也是百姓心中对王岐山和中纪委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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