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4日下午6点一刻，公公在北医三院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自从结婚后，我们几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长达14年之久。没有血缘关系，胜似有血缘关系。
他90岁生日的时候，我还想着，希望公公能活到岁。但没想到最近一个月他情况急转直下。年1月18日我住院，没想到17日竟然是公公跟我的诀别日。
公公的一生很传奇，他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
今天，公公出殡，从八宝山回来后，我特别想写点什么。但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故发布一篇我年写的旧文，缅怀公公。
我的公公陶和谦先生
第一次见陶和谦先生，竟然没有紧张，他似乎天生具有这种能力，跟他在一起，你永远可以是一个自由而自然的人，不必感到局促。面色安详平静，说话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不自觉的让我想起古人所说的“即之也温”的温润的美玉。这就是我对陶和谦先生最初的印象。那天我永远的记得，年3月7日。
就在跟他见面2个多月后，我进入了陶和谦先生家。他的儿子陶大江在北京大学数学与科学学院读研究生，晚于我毕业。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跟陶和谦先生住在了一起，而我的爱人陶大江平时住校，周末我们全家相聚。虽然家里平时只住我们两个人，虽然我们的房子也有多平方米之大，但我还是时常感到拥挤。尤其是陶老的房间，能自由活动的地儿只有2平方米不到。因为家里的书太多了。四居室的房子，三个室里都排满书架，客厅有一个大的组合立柜，放满了书，书不是单层排放，而是层层叠叠的放在一起，不亚于一个小型书库。他的卧室几乎也被书包围了。桌子上、衣柜上、窗台上、床头、床侧都是书，因为婆婆过世的早，陶老只睡单人床，有时候他在床上侧卧开着门看书，我在外边乍看上去，陶老就像扎在书堆里一般。床边就是电脑桌，组合的那种。桌面上是电脑，扫描仪，读书板，第二层是打印机，各种随手可拿的资料。桌边是一张后背很高的电脑椅。一转身是另一个书桌，紧靠着一个书架。旁边还有一个移动的小推车，这些上边也都堆满了资料。
陶老非常勤奋，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书桌前度过。闲下来或者到客厅看电视的时候，他喜欢躺在那张古老的摇椅上，微闭着眼睛慢条斯理的跟我聊天。永远一副不温不火，从容镇定的样子。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井井有条，何时起床、何时睡觉、何时吃饭、何时出去买报纸等等，他都有自己的一套。
“功夫在诗外”
陶老经常跟我说，“功夫在诗外”，真正在一门学问上取得造诣，灵感往往不是来自学问本身。
虽然陶老已经70多岁了，但我们的交流竟然几乎没有代沟。从国家大事、到娱乐新闻到网络文学甚至电子游戏，陶老总能滔滔不觉。陶老每天都通过报纸、电视、网络获取信息。他总是保持着很旺盛的精力，对新事物表现出极大的 陶老喜欢看书，也喜欢买书，一本一本的买，一本一本的看。我们家存书近万册，陶老每一本都看过，绝没有摆设。法律的、天文的、化学的、数学的、地理的、宗教的、美学的等等各个领域的都有。很多领域的东西他都能信手拈来。法律就不用说了，比如说数学，他自创了一套教学方法，周末免费辅导两个小孩子学习，初中的小孩子就能学会高等数学，算数学题也是陶老的一大爱好。比如说宗教，他对周易、佛教等都有一定研究。再比如说天文，他是一个天文爱好者，我们家一直订《飞碟》杂志，他对未知的宇宙充满了兴趣等等等等。我最喜欢听陶老讲过去的故事，老人的每一句话似乎都会有过去古朴的气息，听他讲故事绝对是一种享受，慢慢的我也知道他如此兴趣广泛、如此博学，跟他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陶老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也许受父亲的影响，陶老在大学时选择了学医。年7月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医预组学习。
年7月，由于各种原因学校医预组前途未卜，陶老再次参加高考，于年9月考入了北京大学政治系（第一志愿医学、第二志愿政治）。年9月院系调整后进入北京政法学院学习。年8月毕业后，留校工作。年2月到年在政治辅导处、院长办公室（任钱端升院长秘书）工作。之后任民法教研室助教，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进修班进修劳动法后给三年级的学生讲授劳动法。年4月，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来北京政法大学附中成立，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北京政法大学附中担任教员，教几何、化学、物理，任理化生教研组组长，年9月到年9月间，他毕业于北京电视大学化学系。这段时间，他潜心研究教学，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极大丰富。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对陶老的一切不公正，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感召下，已烟消云散。北京政法学院复办，陶老于年3月回到北京政法学院，任经济法教研室负责人、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全国经济法师资培训班负责人。年8月，他进入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工作，任政治法律书籍编辑室负责人、副总编辑、编审。
此后，陶老还给兼任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经济法基础理论课，给科学院干部管理学院的学生讲《经济法学》课程。
年4月退休后，年兼任国务院宗教文化出版社特约编辑，对宗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年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兼职教授，讲授罗马法与知识产权法。
陶老先后学过医学、政治、法律、化学，从事过劳动法、罗马法、知识产权法、物理、化学、几何等的教学工作，从事过编辑、教师、律师等多种职业，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使陶老能够融会各种知识，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认识经济法。
陶老很早就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经济法学研究。年11月，他在《谈谈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经济法是边缘学科的看法。认为“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而且总是越分越细的。”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看，开始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引起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到了近代才有“原子核物理”、“无线电电子学”等等的发展，后来又有许多边缘学科的产生。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社会科学分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法学等等。法学，近现代才有、“经济法”、“环境保护法”、“空间法”、“海洋法”的。
经济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而边缘学科是一门新的学科，不是什么综合学科。经济法是法的独立部门，而不是不独立的综合部门。这是具有我国特点的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从广义来理解，经济法学是经济学和法学相结合，产生的边缘学科；从狭义来理解，经济法学是由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法学中产生的边缘学科。许多边缘学科都是新兴的学科、尖端学科。生物化学并不是生物学和化学的综合学科，而是边缘学科。生物学如有新的突破，将会影响生物化学的发展。经济法学也是如此。（北京政法学院学报年第1期）
陶老还提出，科学研究应该允许提出“假设”和“实践检验”的方法。这个论点是年10月24日，他参加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在沈阳召开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提交大会的论文中阐述的。他认为经济法是法的独立部门，在改革开放之初是经济法肯定论和否定论的争论的焦点。怎样来回答呢?我想换一个论证方法，我借用科学研究中的两个普遍法则，一个法则是科学允许假定或者叫假设；另一个法则是科学需要实践来检验。
科学允许假定或者叫假设，我们不妨认为最早提出“经济法是一个法的独立部门”的时候，把他当作是一个科学的假说，当它如被实践所不断证明的时候，假说就成为科学的结论了。经济法是法的独立部门这个命题作为一个假说，我相信是可以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现在经济法是一个法的独立部门是已经被公认的事实了。
他还注意到了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他曾经给人大常委会提出过书面建议，认为经济法可以将现代科技成果迅速地运用到调整经济关系中来，如华罗庚的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正特征矢量法。这个方法解决了在目前生产条件下，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应该是什么，发展的最高速是多少。钱学森说，我国有关部门“建立了一个以数学定量分析方法调整粮油价格、调整工资、解决财政补贴问题的经济模型。”“只要农业发展速度达到年增长6%、轻工业达到7%、重工业达到8%，调整物价就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而不会搞乱经济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上这些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好的重大的经济关系的调整怎样才能迅速作好，经济法是可以解决的。只有经济法能作出有弹性的迅速反应。当时我认为在国家计划中根据这些科学研究的科学数字列入计划，就是经济法发挥了作用，数学模型发挥了作用。
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陶老常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还有那一代的经济法学家。在最初不知道经济法是什么的时候，就懵懂的进入这个领域，开始了自己的经济法之旅，他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所有必须更加努力。觉得既然进入了经济法研究，一定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年初，陶老回到了刚刚复建的北京政法学院。4月，北京政法学院决定要开设经济法课程，成立经济法教研组，指定陶老为经济法教研组召集人。当时经济法这个名词是新事物，面临很多纷争，尤其是跟民法的争论。
陶老和江平写了《谈谈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问题》（北京政法学院学报年第一期）。经过论证，认为“民法和经济法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法的部门”。北京政法学院成立经济法教研室的消息见报后，“经济法”这个名词，出乎意料的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法学界以外，经济、企业界人士的密切 陶老对经济法研究的步伐一直没有停顿：
年陶老主编并参加翻译了《外国经济法学资料选编》，《经济法讲义》（上下册），并先后发表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法律规定》、《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规定》、《经济法浅论》、《能源和能源法》（与石太友合作）、《经济法的概念（摘要）》、《关于经济法若干问题的提纲》等多篇论文。
年陶老发表了《抓紧制定能源法》（与石太友合作）、《经济法的发展概况和经济法的概念》、《立法技术与经济立法》（与吴大英合作）等文章。
年陶老编写了《环境保护法讲义》、主编了《经济法讲义与经济法专题讲座》、《经济法学》，并发表了论文《关于制定经济法规的几个问题》（与吴大英合作）。参加了国务院法规研究中心10月份在沈阳召开“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12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全国经济法理论学术讨论会”。
年，陶老出版了《我国经济法理论资料汇编》一书，并发表了《经济法学》简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等文章。同年年8月，他还参加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在杭州召开第二次经济法制工作会议。
年，陶老主编的《经济法学》第二版出版。并主编了《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未来》经济法理论学术论文集，发表了《谈谈排污收费制度》、《经济法是国家领导、组织、管理经济的工具》等文章，这一年12月他还参加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在广州召开“全国经济法理论工作会议”。
年，陶老主编的《经济法学》第三版出版，并主编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资料选编》等书。发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的现状和前景》、《经济法概述》等文章。
年，《经济法词典》出版，陶老任该词典编撰委员会及编辑委员会成员。发表了《改革中应重视经济法学的研究》、《浅谈我国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与概念》《谈关于“法制文学”的几个实际问题》等文章。
年，陶老主编的《经济法学》第四版出版，并发表《试论经济法调整范围动态性》等文章。
年，陶老主编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二版。
年，已经退休的陶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主编了全书的环境保护法、军事法卷，并负责经济法卷经济法理论部分的撰稿，后来此书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
直到年陶老主编的《经济法学》已经出版到第六版，印刷25次，发行册。
退休后，陶老几乎就不参加经济法学界的公开活动了。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经济法的思考，不断地整理资料， 陶老说，现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遇到了一些困境。新的还没有出来，旧的面临着一些挑战，所以把自己对经济法的一些看法暂且叫做经济法的猜想。
陶老一直认为，经济法的理论应该是稳定的，经济法律可以根据需要经常修改，而经济法的理论可以修改，但不能经常修改。但是，经济法理论中又不能照搬经济学，那样，就不是经济法而是经济＋法了，要对经济发展有准确预见，才能制定好的经济法规，提出有前瞻性的经济法理论。
陶老常说，他过去所做的理论工作是在阐述经济法律，说明当时的情况。对计划经济法律的说明，就不一定适应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时的法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又要再重新说明。解释法律是必要的，也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让理论的发展确实比较困难的。如果想做的理论的发展，必须要重视下面研究：
（1）需要从宪法的规定，考虑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又要从经济法的规定找出最主要的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最主的经济关系是动态的经济关系。还要考虑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对国内经济关系的影响，其中负面影响，如何从法律的角度加以化解。
（2）我们一方面研究古今中外的经济法律，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经济法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济法律。但是他们都要管理经济，他们是怎样调整经济关系的。
另一方面，研究《现代经济法》，就是将各种经济活动都能纳入经济调整的法制轨道。而且能有防止出现意外情况的法律补救措施。
（3）重视对竞争法的理论研究，因为许多国家已经对竞争法很有研究了，而我们才刚刚起步不久。
（4）研究外国在现代化过程的经济法律变化也是一项重要的理论研究。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就值得我们研究的。
（5）研究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法律，为什么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参加国得到经济利益的。
（6）研究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变化。
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他经历了经济法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却如此淡定，晚年生活如此低调。我觉得这句诗的境界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跟少数几个好朋友保持着电话联系，除非有重大的事情，几乎不出门，偶尔会有他的学生上门拜访一下。对穿着、吃饭从不讲究，在去他家之后，才发现他竟然有8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不会做饭的他，吃的最多是面条、速冻水饺。家里装修也非常俭朴，甚至可以说破旧。他的房间里没有电扇，没有空调。说起这些，他似乎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饭能果腹，衣能遮体，足矣！他很早起床，很晚睡下。忙忙碌碌，用他的话说就是跟时间赛跑。他买东西从来都忘记价格，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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