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之人读苏轼，往往叹息于他中年以后在官场的失意，特别是在王安石当政以后，苏轼的仕途急转直下，被朝廷一贬再贬，越来越远离京城。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阵营里，苏轼可以说是最为活跃的人，王安石想要静下心来搞改革变法，就必须让苏轼远离京城。在政治上，王安石和苏轼就是势同水火的政敌，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大的分歧，
科举考试上的分歧。传统科举考试通常的考核内容，主要是考查诗赋，要求诗赋写得好，苏轼就是传统科举考试的受益者，其所创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等，皆是天才的诗赋作品。而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因为不善于写这类文章，因此参加数次科举考试却总是考不中。王安石认为以诗赋来取士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能写好诗赋的人不一定就会执政，改革变法需要的人才，第一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第二要有很强的实际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苏轼则认为，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就是通过诗赋来判断一个人有不有才学，总不可能让考生先做两天官，以考察其实际工作的能力吧？苏轼所陈述的道理令王安石也不能反驳，两人的分歧当然也只会越来越大。
改革变法上的分歧。宋神宗是很欣赏苏轼的，苏轼写得一手好文章，且苏轼对于一些棘手问题的看法也被神宗认同。有一次神宗单独召见苏轼，询问其对于时政的意见，苏轼陈述了三条意见，直言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意思就是皇帝治理天下太过急切，什么意见都听，在人事上太宽松，其实也是在隐晦的告王安石的状，希望搞改革可以慢下来，徐而图之。神宗将与苏轼的对话直接转述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对苏轼的言论很不高兴，对苏轼的态度也从不喜欢变成了讨厌，两人之间的分歧也更大了，不久之后苏轼就被王安石打发到了外地做官。
虽然在政治上，两人分歧很大，如果撇开政治，仅在文学上，两人又是互相欣赏与尊重的知音，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回到金陵生活期间，一直对苏轼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