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被认为是“豪放派”的代表，与辛弃疾的作品合称“苏辛词”。
但是，不同于今天一面倒的推崇，在传统的古典文学里，苏轼的“词作”被人诟病的也很多，可以说是贬斥和赞捧的声音都不少。
反对者中最著名的就是李清照，她在《词论》中公然指出苏东坡词作：
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李清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坡词”两个最为致命的“缺陷”，一时间也引起了古今词坛上的大讨论。
“关西大汉”与“铜琶铁板”，是对东坡词音律的极大嘲讽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这个故事后世误读的极多，认为是描述苏轼和柳永两种风格的。
其实不是，这是当时很多词人对苏轼的讥讽。
“词”这一文体无论是在南唐后主李煜之前，以女子口吻来创作，还是在其之后，参入士大夫的情怀，其演唱都须女子来完成。
这就涉及到音律的问题，“词”的表演性非常强，它是需要唱出来的。
所以这位“善歌者”对苏轼的回复就很有意思了，柳永的词用十七八妙龄女郎，而这也是绝大多数词作的表演方式。
但是，苏轼的“词”却需要关西大汉，甚至配乐都要用铜琵琶，铁绰板，无论是表演者还是配乐的器具，都是不伦不类的。
这句话的隐藏含义就是，苏轼的一些词根本就无法演唱。换言之，他写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词”。
晚清近代词学大家朱孝臧在选编《宋词三百首》的时候，本来是收录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但后来修订的时候，思虑再三，还是将其剔除了出去，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首词不合音律。
苏轼不太通音律，这在当时也不是秘密，他自己都承认，一生中有三事不如人，即着棋、饮酒和唱曲。
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历来词家也多有指出其问题所在。
但苏轼也并不是完全不懂音律，只不过是学习的时间比较晚，他自己也曾经讲述过这一段经历，说自己早年在应举的时候见到别人能唱词，心里很羡慕，虽然自己不会，但还是常听一听的。
后来苏轼应该是对这一方面做过一番补习，尤其对《哨遍》这一调子下了功夫，经常哼唱，甚至还用它唱了陶渊明《归去来兮》。
可见苏轼虽然在早期对音律一事不甚了解，但后来也算是有过学习，并非完全不懂，故也不是其所有词作都不合音律。
苏轼的词作受到贬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豪放”的风格。
如今认为“豪放”和“婉约”是可以分庭抗礼的，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豪放词”的整体数量是远远少于“婉约词”的。如果单从名作数量上来说，“豪放词”也是不如远甚。
所以，“词”这一文体一直被看作“艳科”，是游戏之作，表达的就应该是男欢女爱、离愁别绪等等比较含蓄、婉约的情志，而不应该像苏轼一般气格豪壮，这会破坏词缠绵婉转的美感。
苏轼也好，后来的辛弃疾也好，虽然做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们的词作中“豪放词”也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婉约”风格的作品。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等名作，和其《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品就是两种风格，在评价上也并不低，却几乎没有这等“音律”、“词风”上的争议。
那么，苏轼到底是为什么创作了很多不合音律的词呢？
“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苏轼常用，但并非豪放派填词技巧
如果苏轼在早期不通音律，完全可以不去填词，等到学习之后再进行创作。
但事实却是，苏轼在明知自己不通音律的情况下，依然创作了很多“不合格”的词作，个中原因就耐人寻味了。
这里需要提到是苏轼的填词方法，叫做“以诗为词”。
苏轼的诗歌造诣很高，在古典文学领域里，“诗文”是一以贯之的主流文体，它们的地位比“词”要高得多。
所以，苏轼不写词，只写诗同样能取得巨大的名声，但是他却用写诗的方式填词。
“诗”这一文体在最初也是要唱的，但自汉乐府之后，诗歌就逐渐分化，有一部分作品开始脱离了音乐的范畴，走纯文字的路线。这种现象在中唐“新乐府运动”之后更是成为了一个常态。
所以，“诗”只需要专注于其“言志”的传统就可以，并不要求音乐性，其格律的出现也只不过是在诵读的时候更为舒适，和演唱无关。
苏轼将“诗”的内涵强行赋予到了“词”这种游戏文体上，这是他“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
“词”的表达内容本来是极为有限的，多为男欢女爱、离愁别绪等等，之前的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以及冯延巳，还有晚唐五代时期的花间派等等，再到与苏轼同时代的欧阳修、晏殊、柳永，甚至其弟子秦观等，基本都是遵循“词”这一特性的。
但是苏轼并不满足，他想要将“词”变得和“诗”一样有意义，可以承载更多的情志，所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拓展。
除了男欢女爱、离愁别绪之外，还为其增加了遥深的寄托和深沉的情感，这都是不被主流词坛所接受的。
毕竟，将“词”这种游戏文体突然之间提到和言志之“诗文”并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感到荒诞的事情。那岂不是说明像柳永这样歌咏勾栏瓦肆、纸醉金迷的荒糜词人都能成为和李杜比肩的存在了？
这显然是挑战了“诗文”的权威，也对整个文坛以及士大夫群体构成了威胁。
所以，苏轼“以诗为词”的做法在当时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
而苏轼抬高“词体”的想法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只不过是方法有问题。词确实是可以表达更为高深的寓意，但并不能据此就将其提高到和诗文一般的高度，苏轼做得太过了。
辛弃疾在后来填词的时候就很注意规避苏轼的这些过激行为，无论是婉约词还是豪放词其实都要比苏轼的作品更为符合规定。
而李清照反对苏轼的词作，除了认为其很多作品不合音律之外，更多的也是对其“抬高词体”的方法感到不满。
于是，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念，也是为了达到“尊体”的目的，只不过手法就比苏轼更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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